学者观点|马亮:亚洲如何实现包容增长?

  人民大学国发院4天前我要分享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逆潮和国际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增长与发展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是各界热议的大问题,对于崛起中的亚洲而言更是如此。最近我应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国际对话活动。会议主题是“互联互通包容增长”,虽然没有包括“一带一路”,但是与会者却无一例外都会反复谈到,足见其在推进亚洲包容增长方面的潜在价值。

  

  在“一带一路”之前,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多边合作战略,期望实现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这包括印太战略、俄罗斯跨国铁路网、欧亚经济走廊、东盟(亚细安)亚太计划等。显然,“一带一路”是亚太多边合作计划的后来者,而且是其中之一的可选方案。

  在亚太地区融合方面,“一带一路”不是第一个计划,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同已有的战略相比,“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不长,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潜力却值得关注。

  之所以“一带一路”能够取得迅速而广泛的认同,和其设计理念与执行机制所具有的若干特征有很大关系。首先,“一带一路”是开放和包容的,而不像此前一些战略是封闭性的会员俱乐部。其次,“一带一路”强调多边和平等,推崇共商、共享和共治。尽管中国是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但是参与各国都能感受到自愿、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氛围。

  此外,“一带一路”更多表现为经贸未来和利益驱动,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都不像此前的一些战略那样浓厚,这使其可以更加就事论事地务求实效。最后,“一带一路”作为后来者有后发优势,吸收借鉴了此前不同版本的亚太战略,可以扬长避短而兼容并蓄。

  当然,“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遭遇了许多误解、质疑乃至抵制,这是任何多边合作机制都会遇到的挑战。“一带一路”既有坚定的认同者和支持者,也有不同乃至反对的声音。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缘政治、历史渊源和经济关系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距离”较大,由此招致的挑战更加严峻。

  首先,“一带一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同既有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竞争、合作和共存,尽管其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特别是“一带一路”同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亚细安等提出的不同战略存在竞争乃至抗衡的关系,需要考虑如何求同存异和长期共存。

  “一带一路”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有许多都同已有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重叠或相关,对此不应也很难取而代之。深入研究和比较不同战略并求取最大公约数,甚至共同开发利用已有的战略所积累的基础设施和合作平台,既可以减少“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阻力,也有助于降低其推进成本。

  其次,互联互通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贸投资等硬件,而更多同很多“软性基础设施”有关。有与会者以斯里兰卡为例指出,“债务陷阱”不过是西方媒体扣的一顶帽子,其本身也没有可信的依据。但是在港口、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方面,中国还需要能力建设。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中国固然可以“放得下”,但是合作国是否“接得住”却要充分论证。合作项目不能一建了之,否则一旦出问题就相互指责和踢皮球,会让进一步合作寸步难行。

  在“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方面,中国也需要静心谋划,既不能不顾经济价值而只打政治牌,也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污染和社会不稳定。一些沿线国家本身就存在政治动荡、政府贪腐、治理失灵、社会撕裂等难题,“一带一路”不能对此熟视无睹,而应在投资和建设的同时,把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持续改善提上日程。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还体现在文化和文明层面的精神沟通和交流,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沟通的表面化和肤浅化,尚缺乏文明之间的深度沟通。特别是无论国家大小都应珍视文化尊严,对此应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避免国家之间的实力不平等和文化差异而诱发龃龉和芥蒂。

  再次,需要考虑如何优化“一带一路”的知识管理,避免政府和企业反复交学费。“一带一路”就其实质而言,是多个层面的跨国合作和沟通。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日本等发达国家和诸多跨国公司在过去数十年进行了无数实践,在投融资、园区治理、项目管理、跨文化融合等方面犯过很多错,吃过很多苦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时过境迁,但是跨国合作有许多横亘不变的法则、原理和流程等知识。“一带一路”需要回头看,积累、重温和消化利用这些固化下来的知识,并在推进新项目的同时进一步积累和丰富知识,做好跨国合作知识的积淀、利用和转移。

  与此同时,要为国内外智库和咨询机构提供开放空间,使它们可以据此开展更多的独立评估和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风险,提供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决策证据和沟通依据。比如,有与会者对新马高铁和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具体项目进行严谨的定量评估,为成本分摊和产业布局提供了参考。

  还有人研究中巴经济走廊和中泰铁路等项目,披露企业用工、投资结构和治理架构等方面的确凿数据,澄清了人们的不解和误解。诸如此类的政策评估和研究,可以抵消一些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妄加指责和无中生有的猜疑,使其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同。

  最后,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做大做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为其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多位与会者谈到人们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误解,这同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有关,也同中国的宣传和传播不利有关。中国的媒体和学者远远落后于走出去的企业和工程,对沿线国家的研究和沟通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工程师在其他国家修筑了那么多工程,而中国的声音却还没有走出去。

  西方媒体的垄断和偏颇,让“一带一路”饱受争议。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和沟通却难以与之相抗衡。针对每一个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的相关专家寥寥无几,深入扎根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很难为政府决策和媒体发声提供智力支持。社交媒体的隔绝也让中国的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有许多误判,互动的朋友圈比较孤立,很难同主流国际朋友圈持久地互动和互信。

  中国早已过了“闷声发大财”和“只做不说”的“韬光养晦”阶段,整体外交、宣传和研究都要随着“一带一路”进行实质性转型,方能适应新战略的紧迫需求。增加透明度、对话感和参与性,用国际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形式去传播,是“一带一路”尤为欠缺而又特别要加强的领域。

  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进程中,海外华人朋友圈的力量不容忽视,这是中国政府要好好重视和总结的。比如在推特上引领“一带一路”讨论的不是中国媒体和学者,而是热心的海外华人智库。因此,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种力量,积极为“一带一路”鼓与呼。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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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逆潮和国际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增长与发展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是各界热议的大问题,对于崛起中的亚洲而言更是如此。最近我应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国际对话活动。会议主题是“互联互通包容增长”,虽然没有包括“一带一路”,但是与会者却无一例外都会反复谈到,足见其在推进亚洲包容增长方面的潜在价值。

  

  在“一带一路”之前,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多边合作战略,期望实现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这包括印太战略、俄罗斯跨国铁路网、欧亚经济走廊、东盟(亚细安)亚太计划等。显然,“一带一路”是亚太多边合作计划的后来者,而且是其中之一的可选方案。

  在亚太地区融合方面,“一带一路”不是第一个计划,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同已有的战略相比,“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不长,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潜力却值得关注。

  之所以“一带一路”能够取得迅速而广泛的认同,和其设计理念与执行机制所具有的若干特征有很大关系。首先,“一带一路”是开放和包容的,而不像此前一些战略是封闭性的会员俱乐部。其次,“一带一路”强调多边和平等,推崇共商、共享和共治。尽管中国是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但是参与各国都能感受到自愿、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氛围。

  此外,“一带一路”更多表现为经贸未来和利益驱动,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都不像此前的一些战略那样浓厚,这使其可以更加就事论事地务求实效。最后,“一带一路”作为后来者有后发优势,吸收借鉴了此前不同版本的亚太战略,可以扬长避短而兼容并蓄。

  当然,“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遭遇了许多误解、质疑乃至抵制,这是任何多边合作机制都会遇到的挑战。“一带一路”既有坚定的认同者和支持者,也有不同乃至反对的声音。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缘政治、历史渊源和经济关系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距离”较大,由此招致的挑战更加严峻。

  首先,“一带一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同既有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竞争、合作和共存,尽管其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特别是“一带一路”同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亚细安等提出的不同战略存在竞争乃至抗衡的关系,需要考虑如何求同存异和长期共存。

  “一带一路”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有许多都同已有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重叠或相关,对此不应也很难取而代之。深入研究和比较不同战略并求取最大公约数,甚至共同开发利用已有的战略所积累的基础设施和合作平台,既可以减少“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阻力,也有助于降低其推进成本。

  其次,互联互通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贸投资等硬件,而更多同很多“软性基础设施”有关。有与会者以斯里兰卡为例指出,“债务陷阱”不过是西方媒体扣的一顶帽子,其本身也没有可信的依据。但是在港口、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方面,中国还需要能力建设。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中国固然可以“放得下”,但是合作国是否“接得住”却要充分论证。合作项目不能一建了之,否则一旦出问题就相互指责和踢皮球,会让进一步合作寸步难行。

  在“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方面,中国也需要静心谋划,既不能不顾经济价值而只打政治牌,也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污染和社会不稳定。一些沿线国家本身就存在政治动荡、政府贪腐、治理失灵、社会撕裂等难题,“一带一路”不能对此熟视无睹,而应在投资和建设的同时,把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持续改善提上日程。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还体现在文化和文明层面的精神沟通和交流,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沟通的表面化和肤浅化,尚缺乏文明之间的深度沟通。特别是无论国家大小都应珍视文化尊严,对此应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避免国家之间的实力不平等和文化差异而诱发龃龉和芥蒂。

  再次,需要考虑如何优化“一带一路”的知识管理,避免政府和企业反复交学费。“一带一路”就其实质而言,是多个层面的跨国合作和沟通。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日本等发达国家和诸多跨国公司在过去数十年进行了无数实践,在投融资、园区治理、项目管理、跨文化融合等方面犯过很多错,吃过很多苦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时过境迁,但是跨国合作有许多横亘不变的法则、原理和流程等知识。“一带一路”需要回头看,积累、重温和消化利用这些固化下来的知识,并在推进新项目的同时进一步积累和丰富知识,做好跨国合作知识的积淀、利用和转移。

  与此同时,要为国内外智库和咨询机构提供开放空间,使它们可以据此开展更多的独立评估和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风险,提供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决策证据和沟通依据。比如,有与会者对新马高铁和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具体项目进行严谨的定量评估,为成本分摊和产业布局提供了参考。

  还有人研究中巴经济走廊和中泰铁路等项目,披露企业用工、投资结构和治理架构等方面的确凿数据,澄清了人们的不解和误解。诸如此类的政策评估和研究,可以抵消一些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妄加指责和无中生有的猜疑,使其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同。

  最后,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做大做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为其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多位与会者谈到人们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误解,这同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有关,也同中国的宣传和传播不利有关。中国的媒体和学者远远落后于走出去的企业和工程,对沿线国家的研究和沟通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工程师在其他国家修筑了那么多工程,而中国的声音却还没有走出去。

  西方媒体的垄断和偏颇,让“一带一路”饱受争议。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和沟通却难以与之相抗衡。针对每一个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的相关专家寥寥无几,深入扎根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很难为政府决策和媒体发声提供智力支持。社交媒体的隔绝也让中国的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有许多误判,互动的朋友圈比较孤立,很难同主流国际朋友圈持久地互动和互信。

  中国早已过了“闷声发大财”和“只做不说”的“韬光养晦”阶段,整体外交、宣传和研究都要随着“一带一路”进行实质性转型,方能适应新战略的紧迫需求。增加透明度、对话感和参与性,用国际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形式去传播,是“一带一路”尤为欠缺而又特别要加强的领域。

  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进程中,海外华人朋友圈的力量不容忽视,这是中国政府要好好重视和总结的。比如在推特上引领“一带一路”讨论的不是中国媒体和学者,而是热心的海外华人智库。因此,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种力量,积极为“一带一路”鼓与呼。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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